中国需不需要更多的朱啸虎 理性看门人的重要性

中国需不需要更多的朱啸虎 理性看门人的重要性！当下投资人的集体困境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尤为明显。朱啸虎作为这一时代的“退出大师”，其投资哲学始终围绕着“算账”展开。从ofo到滴滴，他的每一次离场都印证了“买在分歧，卖在一致”的策略。如今在具身智能领域，他依然延续这一风格：当人形机器人企业估值因政策催化而飙升时，他公开质疑“谁会花十几万买机器人干活”。完成星海图、松延动力两家项目的退出后，他将这些项目归为“早期VC想回避的赛道”。

不久前，在中关村会议上，朱啸虎直白发言：“今天的AI应用创业者和早期互联网一样，要勇于承认没有壁垒。”这句话并非为了唱空，而是建议从业者把重心放到用户体验和产品设计上——“在非AI能力上建立壁垒，所有的能力都来自于AI之外。”

这种“在争议中布局，在狂欢中撤离”的节奏，看好的人认为是理性务实主义，当赛道共识高度集中而商业化路径模糊时，早期VC的理性选择就是兑现收益；不看好的则将其斥为风口套现的“标准化投机者”，甚至是“背刺行业”。

中国是否需要更多的“朱啸虎”？这个问题本质上是在追问：在资本狂热与创新迷茫交织的时代，中国创投行业是否需要更多聚焦商业本质的理性看门人？或者说，对于每一个过热行业来说，究竟需不需要时不时泼一泼冷水的人。

朱啸虎以早期投资和快速退出著称，注重商业化和短期回报。最出名的投资案例包括饿了么、滴滴、小红书和映客，这些项目基本集中在2010年后，即移动互联网刚刚爆发的时代。例如，在ofo案例中，2016年金沙江创投以1000万美元领投A轮，当时共享单车市场处于萌芽阶段，质疑声不断。但朱啸虎捕捉到了“最后一公里”痛点与资本套利空间，不到两年，随着ofo完成E轮融资，估值飙升至20亿美元。朱啸虎成了共享经济里唯一赚到钱的投资人。

类似地，在滴滴案例中，朱啸虎看好城市交通需求和传统打车的痛点，即使早期滴滴面临技术、用户增长难题，烧钱补贴资金压力巨大，但他不仅投入300万美元天使轮，还助力滴滴与腾讯合作，带动用户量暴增。2016年滴滴击败Uber中国后，商业模式清晰，估值飙升。然而，朱啸虎却察觉到风险和估值泡沫，在风口正盛时逐步减持滴滴股份。从2012年到2017-2018年退出，滴滴带来的投资回报近千倍，成为投资界的经典案例。

某种程度上，即使到了今天，“共识高度集中时，就是退出信号”依然是金沙江的宗旨。朱啸虎认为，创业的本质依然是做生意，要算账，要以“能否商业化”为第一原则，关注客户付费意愿、销售周期、可持续性及留存率等硬指标，相信逻辑与数据，拒绝情绪化决策。从职业角度看，金沙江的资金来源于全球各类基金、战略投资者和私募，作为机构的职责是为投资人赚到钱，以投资人回报为核心考量。

朱啸虎的赛道偏好依然是聚焦在可验证的刚需领域。他不投大模型是因为认为基础模型商业化路径不清晰，更看好能快速落地、解决实际需求的企业级工具、消费级应用等产品，因此押注AI应用。另一个大类是消费赛道，顺应内需市场升级需求，此前他投过不少新消费品牌和互联网产品，更青睐需求稳定、商业化路径清晰的项目。但对于如人形机器人、纯科研导向的具身智能的技术概念型，或是依赖资本补贴但无法证明单位经济模型的“长坡厚雪”，他并不指望在这个时点和估值下赚到长期的钱。

朱啸虎觉得十年前的感觉又回来了，但说不上是喜悦还是恐惧。十年前的移动互联网热火朝天，从O2O本地生活、共享经济，到互联网金融，风口频出，许多项目以“DAU”、“MAU”为核心估值指标，忽视了客单价、留存率等单位经济模型。市场迎合“赢家通吃”，资本押注赛道头部玩家，推高初创公司估值。近年来AI掀起的潮流与此如出一辙，由朱啸虎引发的争议让一些细节再次放大。

一位从事机器人运控多年的人士坦言，十年内很难有真正的市场，因为目前机器人行业不具备成熟产品的性质，每台机器人的统一性太差，发布的大多数视频都是在一台全新样机上经过长时间调试。这两年资金大规模入场加快了进展，但也不算是好的竞争，大家都急于发布具有展示效果的视频，真正的问题没有明显进展。

在许多人看来，朱啸虎的话主要刺痛了很多投资人彼此心照不宣。人形机器人属于具身智能里的一个细分领域，从商业化进展来看，相比工业领域的机械臂、酒店里打工送外卖的机器人，人形领域如特斯拉的Optimus和优必选的WalkerS虽然进入工厂实训，但商业化仍面临高成本、技术瓶颈、安全伦理和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。市场的确需要冷静思考“谁来买单”、“如何盈利”、“多久落地”。

过去十年，市场经历了无数狂欢与崩塌，共享单车烧光融资后堆积成废墟，元宇宙概念暴涨后一地鸡毛，自动驾驶在“无限接近量产”的口号中消耗着资本。太多投资人沉迷于“技术性感度”而非真实需求，用PPT融资替代商业验证，最终留下满地鸡毛。这些教训证明，脱离商业本质的创新终将被市场清算。

但资本的天性是追逐风口，尤其是在经济下行周期中，LP对短期回报的焦虑被放大，投资人被迫在“追风”与“避险”之间摇摆。人形机器人赛道的热度正是这一矛盾的缩影：一级市场估值飙升，但真实需求仅来自央企采购展示、高校科研等狭窄场景；创业者编织着伴侣机器人的美好愿景，却对成本控制和规模化生产束手无策。

经历淘洗后留下来的公司也满足了反向筛选项目的目的。朱啸虎式的声音能遏制行业过热，但“唯商业化论”也可能扼杀创新。如果所有资本都效仿朱啸虎，芯片、生物医药这些长周期赛道早就无人问津了。事实上，“三年盈利、五年上市”的思维与“十年陪跑”的差异，本质上是资本属性、市场环境与退出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。国内绝大多数创业公司的存活周期不超过三年，再加上市场更卷、风口下同质化严重，这些现实困境也在倒逼投资逻辑发生转变。

国内GP的LP多为高净值个人、企业资金，年化回报预期普遍更高，倒逼投资人压缩周期。这导致关于“长期主义”的讨论一直是国内投资圈里热议的话题，但真正能够做到长期的并不多。相比坚持“用数据说话”，要求企业短期就证明商业化能力，以张颖为代表的投资人主张用时间换空间，愿意包容人形机器人“泡沫—死亡—重生”的周期，对一个尚未完全验证的行业来说尤为重要。

两种思路的分歧一方面在于财务资本的焦虑，人民币基金存续期普遍为7-10年，而人形机器人商业化至少需要10年周期。这种错配导致多数VC选择“投早卖早”，甚至出现“Pre-A轮融资即计划退出”的现象。另一方面，产业资本如腾讯、阿里等科技巨头通过战略投资布局具身智能，更看重技术卡位而非短期回报。

中国既需要朱啸虎式的“理性看门人”，更需要高瓴的“长期主义”，但最缺的是能将技术理想与商业现实结合的破局者。在这场关于人形机器人的争论中，没有绝对的对错，未来的创投生态应当在“算账派”与“理想派”、“短期主义”与“长期主义”之间找到动态平衡。我们要敬畏市场，更要敬畏创新本身。